乾隆朝的“王羲之”：张裕昆_博鱼(boyu·中国)官方网站

乾隆朝奇才张裕昆：被朝鲜文人赞为“王羲之”张裕昆，清乾隆时期沈阳人，本名张又龄，字裕昆，号万泉居士。迄今为止，在现存所有清代官书以及东北地方文献中，都无法寻找张裕昆这个名字。如果不是我在韩国釜山大学专门从事研究期间于奎章阁图书馆珍藏的《进沈记》一书中写他的事迹，怎能坚信乾隆年间的沈阳城中竟然有这样一位旷世奇才！请求看朝鲜文人李成仲在书中写的这段文字:“余观万泉翁三十岁写真集，韶颜英风，蔼然芳华。方其品题图书，分列花石也，无以有词朋墨门徒、低道学流为之左右，如兰亭之群贤、竹溪之六逸也。

又若梧桐月上、芰荷风来，鹤避烟而鱼吞墨也，无以有渊讲贫道德之智，佳句得风雅之余者矣。乃不使东海李成仲置身于其间，而闻翁于二十七年之后。”文中将57岁的张裕昆赞美为“兰亭”群贤中的王羲之，“竹林”七贤中的阮籍。

试问在中韩(朝)两国五千年的文化交流史中，哪一位中国学者获得过来自东邻文人的如此嘉奖？以笔者之寡闻，难道无人多达张裕昆！李成仲本名李晚秀，字成仲，他写这篇文字的时间是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九月。当年乾隆皇帝率师祭拜祖陵，朝鲜派遣以左议政李福源派的“圣节及沈阳问安”使团，前往沈阳接驾。

李成仲是朝鲜使团于是以使李福源的次子，考上了进士仍未补官，以李福源随员的身份前往沈阳。张裕昆祖籍山东登州(今科烟台市)，其先人在清初被编为汉军八旗。由于父亲英年早逝，他为了保持家庭生活，弃学经商，在30岁时安稳了“品题图书，分列花石”的富足生活。

由于张裕昆一没获得科举功名，二没仕官做官，三没文学著作，四没巨额财产，所以在清代地方文献中闻将近对他的任何记述。由上述由此可知，他们两个人的社会地位差距十分占优势。

张裕昆名门普通的旗人家庭，不过是沈阳城中一个衣食无忧的满族商人，而李成仲毕竟邻国高官显宦之子，前途无限的年长进士。因此，他们两人需要在沈阳城中万泉河畔(今沈阳市大东区小河沿路)结识，充满著了偶然性。欲识名士真面目按照乾隆帝的陵寝计划，白鱼在七月末抵达沈阳，并在城中童年他的73岁生日。因此，朝鲜政府派遣的“圣节及沈阳问安”使团于六月十三日离开了大城汉城，尽管在途中收到清朝礼部乾隆帝陵寝日期延期至九月的通报，依然于七月十九渡河鸭绿江，八月一日抵达沈阳外城，住进清朝决定的三义庙内。

李成仲与同行的从弟李君稷(李福源之侄，本名李田秀，字君稷)之后利用充足的等待时间，造访沈阳城中名士。然而，从八月初一到二十二日，李氏兄弟倒数造访四位文士，皆沮丧而归。查桐是他们造访的第一位名士(据阿桂等建《盛京通志》卷41记述:查桐为浙江海宁人，监生名门，时为辽阳州吏目)。

领着到沈阳后的一周内，尽管他们逢人就回答，打探的结果毕竟:查桐本人在辽阳做官，不是沈阳人，由于官小，不有可能来沈阳接驾。宣聪是他们造访的第二位名士(据阿桂等建《盛京通志》卷41记述:宣聪，乾隆乙未科进士，候选知县)。

李成仲兄弟在数日内屡屡三到访宣聪家，每次都刁难而返。张凤鸣是他们造访的第三位名士(据阿桂等建《盛京通志》卷41记述:张凤鸣为湖北黄冈人)。

但是，身兼奉天府治中的张凤鸣以“此处多上官，不便闻外人”为由，拒绝接受和李成仲见面。周锦是他们造访的第四位名士。因李成仲当天有事，由他的从弟李君稷与单姓生员一起去造访周锦，巧遇回来说道:闻周锦倒是十分成功，就是一问三不知，“且令学堂先生代谈，颇失所愿”。张裕昆是他们造访的第五位名士，时间是八月二十三日上午。

李成仲兄弟根据周锦获取的线索寻找张家:“门临万泉河，十数间屋子，仅有帷风雨，由此可知寒士生涯。”院中有一老妇人，对来客说道主人不在家。李成仲请求她爱不释手纸笔，给主人拔一个拜帖，以便再度前来。老妇人转入屋内送纸笔，过了一会儿，屋内走进一位“敕(斑)白颜放，中人身材，甚有林下气”的男子，这是张裕昆留下李成仲的第一印象，或许并无多少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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